很久没有更新博客了，因为忙于自己的《记忆》一书的定稿和新戏的筹备。为了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现把书稿的其中一小部分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的婚恋：

我是属于早恋晚婚。

有时候我走在街上看到一些小孩儿很小就在谈恋爱，就想说“小小年纪怎么就谈恋爱啊？”可回头一想，我不也是早恋吗？我和爱人康莉谈恋爱的时候才十八岁。

当时是成都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演员的康莉，因为一部电视剧导演看中她来演女一号。我在这部戏里面演一个龙套，第一眼看到康莉就被她的气质吸引了――不张扬，端庄含蓄，尤其是她眉间有颗痣给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完全是因为工作我们才熟悉的，这样我才知道她出身军人家庭，难怪和其他女孩儿不一样。

就是很纯粹的喜欢和她在一起，有时会去她家去找她。去多了，她父母就有些察觉了，就提醒她：不要找演员，对以后的生活不好！这些话对康莉没有什么影响，在她眼里我是演员但是一个很普通的男孩，而且还是一个有理想的男孩。

她那时身体不太好，经常感冒、腹泻什么的，我就去给她挂号，看完病再用自行车送她回家。去医院的次数多了，连挂号室的人都认识我了――现在，我还和她开玩笑，“我很少生病，给你挂号、陪你看病的时间都给你了。”

和康莉正式恋爱后，她家人开始也反对，但她属于那种可以给自己拿主意的人，会听父母的意见，自己还是按照自己的喜爱做自己的事情。

我父母也反对，一是年龄小，二是我家是普通的市民，她是高干子弟，门不当、户不对嘛！虽然我父母不赞同但在态度上面属于默认。

两家人的态度都是这样不明朗，要谈恋爱总不能老是看电影、压马路吧？康莉的姐姐家就是我们最好的去处。她姐姐和姐夫倒是很支持我们，姐姐和姐夫成为我的朋友，现在关系还很好。

那时，我每月的工资都是上缴给家里的，零花钱每月只有两元钱，对于恋爱的年轻人是肯定不够用的，好在康莉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这在成都就很省钱；好在康莉的工资不用上缴给家里，我们恋爱的花销多是她在补贴。

喜欢看书，是我们俩最大的爱好。那时八十年代，很多“禁书”也就是世界名著再次出版，只要有新书出版，我们早上六点过就到成都春熙路的新华书店排队买书。三毛的书就是康莉介绍给我看，从而喜欢得一塌糊涂的。

在康莉眼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工作比较特殊而已――是演员。

邓婕给我留字条要我去找《红楼梦》的导演王扶林的那天晚上，我是和康莉出去看完电影回家看到字条的。第二天我告诉康莉我要去北京试镜的消息，她很平静地说说，“那你就去吧！”

从北京试镜回来，康莉问我感觉如何，有没有希望，就把在北京试镜时候的感觉告诉她，“如果我不行，那么和我一起试戏的那些宝玉候选人就更没戏了。”

当全国的电台、电视台、报纸报道我被定为贾宝玉的扮演者的时候，她还是很平静，就认为这是一个角色，一个工作，你要去把这个工作做好。而她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和她的关系。

进入剧组后大家都知道我有女朋友，名叫康莉。而且剧组也严格规定：不准在剧组找对象、谈恋爱。

准备角色、排片断，一有自己的时间就是想她，越想她吧，就觉得越好，就越爱她。想她就给她写信，几乎是每天一封信。每周也会从剧组的住地八大处倒几次车到西单的电报大楼给她打电话，那是已经很奢侈的事情了，不会说剧组和角色的事情，就是一个劲儿说怎么想她。打完电话，再倒几次车回到剧组，那天的心情就像过节一样快乐和高兴。

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一起，把我们的恋爱巩固起来了。可能这就是距离产生美吧！

那段时间我拍戏的钱都贡献给了铁路。因为演宝玉，大家都熟悉了我这张脸，坐火车的时候我就从来不买票，都是上车之后补票，人家一看：哎哟，宝玉来了！就爽快地给我补票，还是卧铺票。

拍戏拍了一年多之后，剧组在上海的青浦大观园拍戏。因为是在上海，我想带康莉去上海玩儿，就把她带到了剧组。

那是康莉第一次坐飞机，在机上吐得一塌糊涂。到了剧组不久，因为人手不够，就派康莉跟着《红楼梦》的剪辑、在电影界有“中国第一剪”的傅正义老师回北京去做后期剪辑。

到了北京后，康莉水土不服，虽然有王忠信老师在她下班后接她去家里吃饭，可还是感觉她人生地不熟的，心疼加上想念，在她只做了一个多月后，我打电话要她回来。康莉不肯，我就每天一个电话缠着她回上海。

这样她回到上海，又趁着五一放假的时候，我们去杭州、苏州、扬州玩儿了一圈。

三年的时间拍完《红楼梦》，当时中央电视台的领导王枫、阮若林、戴临风还有当时的北京市委的领导都问我要不要留在北京，我决定还是回四川。一是康莉在成都，二是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我是峨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心想在哪儿都可以工作，还是回成都吧！